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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成为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随着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绿色正在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在2022年，中国提出了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远景发展目标，并提出要从绿色贸易、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等重点领域推进绿色发展合作。从长期发展来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仍将是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发展领域，也将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的重要内容，值得国内外各界给予高度关注。

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难以脱离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独立进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也自然如此。目前，以生产国际分割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成为主流，持续推动着全球贸易与投资向前发展。然而，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GVC分工体系正遭受着贸易保护主义等冲击，GVC重构趋势进一步凸显，主要呈现出本土化、多元化、区域化等发展趋势。这无疑会对2030年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么，GVC重构呈现出的上述发展趋势，究竟会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在GVC重构下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采取哪些对策措施来应对GVC重构挑战？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书认为准确衡量GVC的重构特征是分析其影响的前提，而清晰界定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内容有助于使影响分析落在实处，进而为提出可行对策提供有价值的研究依据。对此，首先，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下利用总贸易核算法进行增加值分解，据此构建反映GVC本土化、多元化、区域化趋势的三维指标体系；其次，从绿色贸易、绿色并购、绿色基建三个方面，对GVC重构如何影响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行理论与经验分析；最后，以2030年实现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为目标，提出GVC重构下中国引领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GVC重构的确出现了本土化、多元化、区域化的发展趋势特征，但并非发生在所有行业，且GVC重构特征需在具备一定条件下才会产生。在整体行业层面，GVC本土化水平主要受英国脱欧等短期事件的影响出现短暂性提升，GVC多元化在疫情暴发期间尤为明显，而GVC区域化客观存在并受中美经贸摩擦、WTO上诉机构停摆、疫情等事件的短期影响。从行业异质性角度来看，并非所有行业都呈现出相同的GVC重构趋势。一般而言，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分别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本土化、多元化和区域化趋势，初级产业在区域化趋势上相对突出，低、高附加值服务业则分别在本土化和多元化趋势上展现出重构特征。此外，要素资源禀赋、经贸合作机制、地理区位、技术发展等也是影响不同国家参与GVC重构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GVC重构特征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条件。

第二，“一带一路”绿色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明显，GVC重构三大特征趋势对“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关系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对于网络结构特征，一方面，“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整体网络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网络联系程度有所提高，网络一体性方面逐渐显现出“小世界”特征，但网络稳定性会受到英国脱欧公投、全球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等事件的短期挑战。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固废及危废处置两类产品的贸易活动较为频繁，两者的网络密度和边数水平更高且呈持续上升趋势；可再生能源、环境监测及分析设备两类产品的贸易活动则相对较少，两者的网络密度和边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基于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GVC本土化和区域化趋势会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贸易关系的形成，GVC多元化趋势反而会抑制绿色贸易关系的形成，该结论与GVC重构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结论保持一致。除GVC重构相关因素外，绿色贸易开放程度、语言邻近性、实现碳达峰目标等因素会对形成绿色贸易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一带一路”绿色并购的地区和行业结构呈现出分布较为集中的特征，GVC重构三大特征趋势对“一带一路”绿色并购的影响同样存在差异性。在地区结构方面，“一带一路”绿色并购的并购方和目标方均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地区，在非洲、大洋洲、美洲有少量分布；在行业结构方面，“一带一路”绿色并购虽在各个分行业均有涉及，但多数绿色并购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这3大分行业。基于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GVC本土化和区域化趋势能够显著地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外发起绿色并购，即促进了“一带一路”绿色并购水平的提升，该结论与GVC重构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结论保持一致。与上述两大重构趋势的影响不同，GVC多元化趋势对“一带一路”绿色并购未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影响机制检验结果，GVC本土化趋势可通过污染排放增加的机制渠道发挥作用，而GVC区域化趋势可通过投资自由化的机制渠道发挥作用。

第四，中国“一带一路”绿色基建项目地域分布广泛且涉及领域众多，GVC重构三大特征趋势均会对绿色基建项目的各个阶段产生影响。在地域分布方面，中国“一带一路”绿色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中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是主要的投资东道国。在涉及领域方面，“一带一路”绿色基建项目在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治理、绿色产业园区等诸多领域都有分布。在影响效应方面，GVC本土化发展会对绿色基建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等阶段产生影响；GVC多元化发展会对招投标与投资、建设、验收等阶段产生影响；GVC区域化发展不仅能促进项目洽谈与投资意向的达成，还能促使绿色基建项目发挥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等作用。中国“一带一路”绿色基建项目展现出的发展成效，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的发展理念。

根据以上从绿色贸易、绿色并购、绿色基建三个方面得到的理论与经验分析结论，进一步在GVC重构本土化、多元化、区域化趋势下，提出中国可以从构建绿色共同体、应对绿色发展多元化竞争、探索区域价值链分工绿色转型模式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助力实现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的发展目标。具体而言，在构建绿色共同体方面，应加快绿色产品研发与贸易自由化，同时需关注先进绿色技术与治理经验的共享。在应对绿色发展多元化竞争方面，应深挖绿色发展的多边合作潜力，同时开展绿色能力与标准建设布局。在探索区域价值链分工绿色转型模式方面，应积极构建区域内的绿色价值链分工模式，并在绿色贸易、绿色投资、绿色能源等方面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绿色合作。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书是在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背景下，将GVC重构的影响纳入考察，建立起GVC重构三大趋势对绿色“一带一路”三方面建设影响的完整分析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本土化、多元化、区域化三个方面构建了衡量GVC重构特征的三维指标体系，为定量分析GVC重构趋势提供了可能；其二，从绿色贸易、绿色并购、绿色基建三个方面展开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分析，为全面分析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可行的研究框架；其三，根据绿色贸易、绿色并购、绿色基建数据特征，利用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Tobit模型、案例分析等差异化的模型和方法，对GVC重构影响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经验分析；其四，基于GVC重构的视角，从构建绿色共同体、应对绿色发展多元化竞争、探索区域价值链分工绿色转型模式三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可行的对策建议，助力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目标的实现。另外，由于研究对象、数据资料可获得性等方面的限制，本书未涉及绿色贸易和绿色投资以外的其他领域建设、从跨国企业出发揭示微观影响机制、中长期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目标实现情景模拟等内容，这些将是后续可进一步拓展的研究方向。

总之，本书构建了衡量GVC重构三维特征的指标体系，并从绿色贸易、绿色并购、绿色基建三个方面就GVC重构如何影响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针对性的理论与经验分析。据此，进一步提出构建绿色共同体、应对绿色发展多元化竞争、探索区域价值链分工绿色转型模式三个方面的对策建议，为2030年实现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应用价值。